抑郁症并非一个人的事，身边的人都会受它感染，让你不胜其烦，却又挥之不去。一些研究指出，女人的抑郁症，大都与家庭关系有关，尤其夫妻关系；而男人的抑郁症，却往往与工作有关，也许这是男主外、女主内的传统文化所造成的结果。
男女有别，我见到的女病人，大都有十年八年的病历，问起她们为什么抑郁，她们大都斩钉截铁，肯定是夫妻问题。要是夫妻出了问题，理应两人一同处理，但是这些女士们，却大都是孤军作战，一直靠药物维持。其中一位妻子说，她知道自己无法与丈夫沟通，结果是自己单独一人去见辅导，一见就见了三年。她与辅导员的沟通是越来越顺畅，但是与丈夫却是越更无话可说。沟通是训练出来的，没有适当的渠道和养成习惯，很难自通。
“中国社会越来越焦虑”
我们来看看现在中国的情况。
我用了一个焦虑经济学的词。我确实觉得能够让人去花钱，去盲目花钱的方式会把人搞焦虑，搞崩溃，搞恐惧，这大概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特征。
我们看一下中国人精神障碍的患病率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，100个中国人当中只有1个人患有精神障碍，而这个数据到2005年的时候已经达到了%，在座有1000个人，我们在座的应该有180人需要去安定医院，都应该看病了，而且未必能看好。
中国人的精神障碍是怎么变得这么糟糕的？主要是焦虑症和抑郁症越来越多。焦虑症的发病率，上世纪八十年代大概1%到2%，现在是13%，至少每100个中国人当中有13个人是焦虑障碍患者。
更糟糕的是抑郁症。20年前，我刚做精神科医生时，中国人抑郁症发病率是%，现在是6%，增加了120倍。这是个爆炸式的增长，我觉得这里面有非常荒唐的事情。过去30年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30年，而焦虑抑郁的发病率也高速发展，发生了什么？
再看看美国，大约30%的美国人一辈子中会得一次焦虑障碍。美国人抑郁症发病率约为%，美国人的终身患病率是%，也就是说，大约一半的美国人不是焦虑就是抑郁。精神障碍整体发病率在美国是%。也领先于我国的%。这就是差距。
过去三十年恰恰也是我们向美国学习的三十年——我们和美国人一样焦虑和抑郁了，甚至于向美国人学习来了怎样通过激发焦虑和恐惧来促进消费。我把这个根植于功利主义和消费主义的经济模式叫做焦虑经济学。我想这也是我们需要反思的。
“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是怎么培养出来的”
我接下来要谈的问题，会让大家更加沮丧。在一个初步的调查中，我对出现自杀倾向的学生做了家庭情况分析，评估这个孩子来自于哪些家庭，什么样的家庭，父母是什么样职业的孩子更容易尝试自杀——中小学教师。
这是一个38名学生危机样本，其中50%来自于教师家庭，而对照组是没有出问题的孩子。教师家庭还是很成功的，对照组的学生其中来自教师家庭的占到全部家庭的21%，问题是为什么教师家庭的孩子出现这么多问题？
我觉得，一切向分数看，忽视甚至放弃对学生品德、体育、美育的教育已经成为很多教师的教育观——他们完全认可这样的教育观，对自己的孩子也同样甚至更加变本加厉地实施，可能是导致教师家庭孩子心理健康问题高发的主要原因。
当教育商品化以后，北大钱理群教授有一个描述和论断我觉得非常准确，叫做精致的利己主义者。
精制的利己主义者是怎么培养出来的？为什么他到学校会问老师“老师，我做这个工作对我有什么好处？有利于我保研吗？有利于我拿奖学金吗？我为什么要去帮助别人？”如果他们问出这样的问题，我们除了觉得“这些孩子怎么会这样”的同时，我们是不是要问一下，他们的价值观从哪儿来？我想说的是，我们这些家长和老师，也许自己就是精致利己主义者，而孩子，是向我们学习的结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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